“排骨35一斤了，牛肉65一斤了，请问每个月3000的工资怎么吃饭”，在天涯，我看到这样一个提问。在知乎有人抱怨，二师兄实在太顽皮了，一路开挂，我们失去水果自由之后，猪肉自由也快没了。
自6月初，生猪价格已经从15元/公斤涨到20元/公斤了，接近历史最高点，2016年的记录是21.2元/公斤。并且在夏天，吃货们还没有开足马力，秋凉后贴秋膘，那时候对肉类的需求才会大开闸，价格肯定还得涨，那时候才会抱怨吃不起猪肉。
图 | 摄图网
但在这个cpi达到了2.8%，创下17个月新高的时候，我还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吃不起肉了。不是吗，几年前我在紫光园买酱牛肉还不足50元一斤，去年是68元，今年就是88元了。天福号的叉烧肉，一斤得70元；稻香村松仁小肚一颗得40元；一个酱猪蹄得20多元。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我们还吃得起肉食么？
肯定是吃不起的。1941年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发表了《一个老年湖泊内的食物链动态》的研究报告，对50万平方米的湖泊作了野外调查和研究后，他用确切的数据说明，生态学上有个著名的“十分之一定律”，即：能量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链内逐级流动时，传递效率大约只有10%～20%。他将这个传递规律称为“十分之一定律”。而“十分之一”之外的九成能量去了哪里了呢，其实很容易理解，都被呼吸、排泄、采食和繁殖等活动消耗掉了。至于人类，医药的进步、社会福利的完善大大提高了人类平均寿命，也意味着人的一生所摄取的能量早超过了自然生态所给予的范围，加之以人类饮食上因“富足”而生发出的选择性饮食习惯和禁忌，人类之于食物的能量转化，相信得骤减到几十分之一乃至几百分之一。试问，如此低效率的转换效率，自然生态能否承受。
但在吃肉这件事上，西方人却做到了，并且从渔猎状态走出的西方人，一直以肉食为主，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大自然的阈值所限制，他们得益于从未大规模地进入到农耕文明，也就没有因为丰饶的碳水化合物激发出高密度的人口。
亚洲作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饮食结构上于是进化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既有崇尚素食的印度模式，也有保护国内畜牧业农产品但饮食成本高昂的日韩模式。中国的食肉选择近年来也是在摸索中，记忆中就曾提倡过养鸡，因为从飞鸟驯化而成的家鸡对能量的转换效率远高于家畜，每生产1公斤肉，猪肉需要消耗饲料约3.5公斤左右，而鸡肉仅消耗饲料1.67公斤左右，资源紧缺而消费者饮食偏好倾向于食肉的情况下，提倡养鸡吃白肉，就是因地制宜的政策导向。
2010年前后企业大规模进入养殖领域，养殖业大公司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大型养殖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强，比养殖户有远见，养殖效率也更高。肉价低迷的时候，养殖企业会补栏，肉价高的时候还会利用期货市场锁定利润，这就有望使得“猪周期”来得相对平缓，与猪肉紧密相关的cpi也不至于飞涨。
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门外，搬运工人在运送猪肉2011年5月，中国放开了对美国猪肉进口的限制。国际贸易的开放，也为国内的高肉价建起了一道保护墙，全球猪肉价格，中国价格属于偏高的，若猪肉价暴涨，进口速度随时可能加快，以平抑价格。双汇发展，这家收购了美国最大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的中国行业龙头就曾透露，美国的猪肉价格只有我们这里的一半到六七成。美国廉价猪肉的进口更使得中国的消费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享受到了价格低廉的猪肉。从养殖盈亏平衡点，也就是猪粮比价的角度，上一个猪周期的低谷，虽然猪肉价格很便宜，但只有短暂的两个月养殖户处于亏损状态，也正因为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产能出清，猪肉供给相对充足，价格变动相对平缓。
如今，所有有利的方面却完全逆转了过来。进口方面，我们与两大猪肉出口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进不进口已经和国内价格没有了关系。
而国内生产上，去年非洲猪瘟席卷亚洲，至今全国已经爆发了160余起。猪场的规模化反而成了疫情控制的不利因素。
起初，凡是出现疫情的猪场全部扑杀，政府部门还要求方圆3公里内的猪都要被扑杀。一时间疫区与非疫区都是风声鹤唳，没有疫情的猪场也人人自危，做清场处理。为什么只要发现一头猪患上猪瘟，就要对3公里范围内生猪无差别的扑杀，至今仍无明确的说法，只是在扑杀了90多万头生猪后，农业部门才改变了做法，开始对周边猪场进行检测，放那些未感染的生猪一条“生路”。
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
6月，我国生猪存栏量已经低至24207万头，相比去年下降25.8%，5月则是同比减少了23.9%。各疫区大批生猪做了无公害化处理和抢救性屠宰，以至于猪舍空荡，猪场清栏，疫区生猪存栏量几乎清零。故而，即使猪肉涨价，相当长时间内也刺激不出供给。90万的生猪被杀，我想其中至少一半是“冤死”的，国家为此要多付出一大笔扑杀补贴，而它们的早死，最终却是由消费者买单的。
在我们摸索着满足消费者肉食需求的过程中，难道不应该汲取这场“3公里画一个圈”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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