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继唐朝以后,中国宗教最为自由发达的时代。蒙古人与契丹女真一般,最初都是信仰一种原始的萨满教,也就是巫教。凡是疾病、凶灾,一切的国家大事,都要请教巫师。巫师是神与人之间的代言人,挟“神”自重,地位不同凡响。巫师占卜的方法,是拿一块羊骨,下面烧火,再用铁锥刺羊骨,依照上面的纹路,推断吉凶,一如现在乩童猜六合彩的明牌,算不得准。
蒙古人占卜的方式和殷商时代用龟甲占卜差不多,可见早期蒙古人的思想文化还是停留在上古阶段,所以建立元朝之后,特别容易接受迷信色彩浓厚的道教和喇嘛教。西藏喇嘛教是佛教的密宗。当元世祖忽必烈进攻西藏之时,颇得力于西藏喇嘛的望风合作。
忽必烈见西藏一带,地广而行险,民勇而好斗,他心想,若要征服西藏,非要借重宗教力量不可。无巧不巧,此时正好有一个西藏的活神仙八思巴前来谒见元世祖。八思巴在七岁的时候,便能背诵佛经十余万言,西藏人把这位天才儿童称之为“圣童”或是“圣僧”。
圣僧前来谒见元世祖时,也不过只有十五岁,眉清目秀,很有点仙风道骨,世祖一看就喜欢他。以后,不但尊之为“国师”,且请他制定蒙古国学,喇嘛教也在无形之中,成为蒙古的国教了。由于元世祖对喇嘛教的崇敬,定下一个规矩,凡是皇帝后妃太子公主统统都要接受国师的戒教,向国师行膜拜之礼,甚且皇帝上朝之时,文武百官一律罚站,惟有国师有专门的座位,可见威风之一斑。
中国固有佛教,讲究和尚四大皆空,喇嘛则是标准的酒肉和尚,吃肉喝酒,妻妾满房,而且拥有大批财产,不但有土地、山林、果园、池沼、田舍、船只、车辆、经营高利贷,甚至从事海外贸易,俨然大规模的企业。寺院经济在元代十分兴盛,却不是起自元朝。
在《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之中记载,鲁达在酒店之中听到“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原来是杀猪的屠户强占金家女儿为妾,未满三个月,又把金家女儿赶打出去,还追还原来的卖身钱,金家父母不敢与郑屠起争执,只有每日到酒楼卖唱还钱。鲁达一听便火了,他对金家父女拍胸脯道:“你两个且在这里，咱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
于是,鲁达找到了郑屠,“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然后“提起拳头来就眼眶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球迸出”,最后“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人的气,动弹不得。”鲁达三拳打死了郑屠,到代州雁门县,因为官厅行文捕捉,便由赵员外介绍,到五台山文殊院,剃发为僧,当了和尚。于是,面恶心善的鲁达成了鲁智深。
文殊院是佛寺,乃化外之地,所以能收容犯人,倒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文殊院内大大小小和尚七百多人,念经拜佛,竟然拥有广大的财产。鲁智深经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如今当了和尚,真是饿昏了。有一回,见了卖酒的汉子大喜过望,汉子却不肯卖酒给他:“我们领取本寺的本钱,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酒给你？”
酒店老板也不敢卖酒给鲁智深,他抱歉地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若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的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们的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由此可知,文殊院虽然是个庙宇,方圆数十里内,关系企业还真不少,不但土地房屋是属于文殊院,连商人做生意的本钱也是庙里出资的。
《水浒传》虽然是虚构的小说,却是当时生活的反映,足以显现中国社会的风貌,寺院经济繁荣便是其中之一。
佛寺为什么如此阔绰呢?佛教在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之后,三国鼎立,晋朝初起,又产生五胡乱华,百姓流离,痛苦不堪,为了要使来生不受苦难,纷纷皈依三宝,修炼今生,虔诚拜佛。至于帝王之家,一旦得到帝位,总是居杀前朝子孙,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听了之后,怕自己会堕人地狱,更怕子孙食其恶果,于是不惜减少百官的俸禄,将大量大量的金钱捐给佛寺,佛寺既然拥有大批财产,所以常常放债取息,做起高利贷的勾当。
由于当和尚不过只是扫扫地,拜拜菩萨,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却能逃避兵役,逃避赋税。然而人民出家,在财政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少了国家的兵源,于是朝廷与佛寺之间便发生了争执,这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灭佛(合称三武之祸)的重要原因。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不会因为信仰不同,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以为神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为神服务的,所以灭佛主要是基于利害的冲突。由于中国固有佛教,表面上四大皆空,实际上却不乏放高利贷的例子,所以元朝放任喇嘛,原有的佛寺也就同流合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