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声称位于避税天堂的银行每年给美国纳税人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法律、机构和其他有助于控制逃税的机制。将资金存放在海外会对富裕国家的合法税收收入造成无法忍受的损害，那就想象一下，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做法会给它们留下巨大的鸿沟。在发展中国家，阻止逃税的法律和制度机制要弱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现金流动每年达5 000至8 000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以逃税形式存在的尚不清楚，但估计损失的收入相当于全球双边发展援助的许多倍，超过几个贫穷国家的国民收入之和，这并非不合理。这笔钱可以用于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穷国家的税收与gdp之比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税收水平预计不会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但许多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改善财政体系、加强发展来提高税收。这不是一种理论，例如，卢旺达的改革就表明了这一点。卢旺达税务当局在强有力的国际支持下进行了改革，以加强内部组织结构和培训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其结果是国内收入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急剧增长到2005年的近15%。
税收不仅仅是收入和增长的来源。它还通过让国家对纳税人负责，在建立制度、市场和民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正如过度的税收负担可能会阻碍富裕国家的增长一样，在发展中经济体，税收结构的缺乏是薄弱、反应迟钝的治理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了对援助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富国和穷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就税收对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一致。例如，2002年《蒙特雷共识》提出了新的发展重点，承认税收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的关键作用——90%的国内收入通常来自税收。然而，认识到税收的重要性是一回事，提高税收的影响和运作是另一回事，要考虑到文化障碍、制度缺陷和腐败，以及资本外逃、激进的税收规划和贸易压力等国际因素。以关税为例，许多非洲国家一半以上的政府收入都依赖关税。尽管开放贸易有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参与多哈回合等倡议的国家仍需削减关税。这对维持目前的收入基础构成了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增加收入基础了。换句话说，贸易谈判不仅仅是降低关税和补贴以改善市场准入，还涉及税收制度。在取消对跨境贸易的关税之前，各国政府必须确信，其他收入来源已经到位。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此必须加强薄弱的税务管理。它需要明确的方向和重点，包括风险管理系统，以平衡执法和纳税人服务，以及公共和商业需求。2006年，不到0.1%的援助进入了税收领域。如果发展要在未来几年起飞，这一比例将必须大幅提高。来自30个国家的非洲税务专员最近倡议建立一个非洲税收管理论坛，值得大力支持。这是一项由非洲人为非洲设计的倡议，由包括非洲开发银行和经合发组织在内的双边和多边捐助者发挥支助作用。如果联合国和更多的国家援助机构加入该组织，这项工作将得到加强。
加强和改善税收管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没有或名义上征税、缺乏透明度、有效的信息交流的避税天堂到处都是，有财富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避税天堂很容易进入。如果流向这些司法管辖区的税收由合法当局征收，那么数十亿美元将可用于资助发展。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在技术方面。需要作出新的努力，以制订一种国际上接受的方法，以衡量离岸部门的实际规模以及避税天堂损失的确切数额。毕竟，尽管我们可能对全球收入普遍流向避税天堂有所应对，但要想让政策反应有效，我们需要知道，有多少特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流失到特定的离岸司法管辖区。